曾经志同道合的周恩来和蒋介石为何越走越远

蒋介石曾对人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当时的周恩来也十分尊重蒋介石，在军校管理和两次东征战斗中，全力支持、配合蒋介石开展各项工作。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渐露端倪。“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一书中，形容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可以这样说，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长期交往中，他们既是齐心协力的朋友，又是唇枪舌剑的政敌。

共事在黄埔军校

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为了办好学校，培养为其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曾请求在西欧留过学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从留学人员中举荐一些优秀者来黄埔执教，张申府便举荐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50人。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周恩来，经党组织批准，应邀于当年秋进入黄埔军校，兼任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磕磕碰碰、长达20多年的交往生涯。

11月间，周恩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上任后，即从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以及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等方面入手，经过一番大力整顿，使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他还支持军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使军校充满了革命的生机和活力，蒋介石为此称赞他是个“导演人才”。随着广州周边形势的急剧恶化，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暂停学业，投身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去。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组织领导作用。蒋介石曾对人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当时的周恩来也十分尊重蒋介石，在军校管理和两次东征战斗中，全力支持、配合蒋介石开展各项工作。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渐露端倪。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公开表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和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单都告诉他。作为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以此事关系国共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为由，予以拒绝。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从汕头返回广州，就如何回击蒋介石的问题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拟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建国共合作的军队，以防不测。但因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

1926年3月20日，自感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开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的第一个信号。事变发生伊始，周恩来闻讯前往，也被软禁于广州铸币厂达一天之久。为此，他义愤填膺，在铸币厂打通了蒋介石的电话。蒋有点惊慌地在电话那头说：“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4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

“本来，廖（仲恺）案发生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现在为什么又祸起萧墙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

“不管如何，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

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蒋介石很快下令将他们释放了。这时，周恩来已清醒地意识到，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因此没有再回黄埔军校工作。

拒拉拢分道扬镳

1926年7月，国共两党决定了北伐大计，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张治中请求，让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以便加强两党的合作，蒋介石一口回绝道：“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吧。”随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向蒋介石举荐周恩来：“我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无疑，北伐有了他，将如虎添翼！”这使蒋介石不能不再次考虑重用周恩来的问题。其实，他自己也是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的，他感到在国民党里，无论元老还是新秀，还没有一个人能与之相匹敌，若能得到他的帮助，对自己将是非常有利的。

为了拉拢周恩来，蒋介石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特意宴请周恩来。席间，他对周恩来和另一位作陪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婉转地拒绝道：“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决定，我个人难以抉择。”

“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这样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周恩来冒着腥风血雨，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由此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蒋介石恼羞成怒，曾紧急下令悬赏8万元缉拿周恩来，却无果而终。

谈判促合作抗日

转眼到了1936年，蒋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并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赶到贫瘠闭塞的陕北荒原之后，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彻底铲除异己分子的时机已到。12月初，他亲自飞往西安，督促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加紧“剿共”，妄图将在陕北落脚未稳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及其红军部队一举歼灭，不料反被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给软禁在西安城里。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尽弃前嫌，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于对国内复杂形势的清醒认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12月17日，他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个意见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首肯。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耐心劝告张、杨，认为不宜杀蒋，并从12月23日起，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了正式谈判，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望着躺在床上、显得有些紧张的蒋介石，周恩来先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待蒋介石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周恩来才心平气和又锋芒逼人地质问道：“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你为什么不停？”

“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无言以对，难堪万分。周恩来随后向他阐述了中共的有关政策，严厉地指出如他一意坚持内战，只能加速灭亡。蒋介石最终作出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此后不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再度携手、共同抗日的问题，初步达成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等有关问题。代表中共出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来担当。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两人相见后，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然后，他重申了中共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是三个师以上须设总部；四是国民党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是红军学校须办完本期；六是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后，便转入正题说：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红军）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

当蒋介石要求商量一个中共与他个人之间永久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立刻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蒋介石回答说：没有，要中共先商量。这样，周恩来带着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途经西安，于4月初返回延安。

6月至8月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先后两度会谈于庐山，一度会谈在南京。谈判是极其艰苦的，曾因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而一度陷入僵局，但终因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更兼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全民抗日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8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还公开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实现，开启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7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轱岭路的别墅中遥想西安的落难，依然心有余悸。想到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才非但不能为己所用，却成了自己的死对头，不免陡生伤感。他对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叹道：“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为民主和平奋斗

1944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日本侵略者为了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的局面，妄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自4月18日起从河南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快便先后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铁路。6月至8月间，进攻湖南的日军先后占领长沙、衡阳，并向广西推进。因国民党战场上出现的这种大溃退，造成短期内大片国土沦丧、数千万同胞流离失所的局面，这无疑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帅部的腐败无能。加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致使特务遍布、物价飞涨，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却生机勃发，在团结抗日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于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成为人们日益强烈的普遍要求。

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美国的敦促下，向中共表示了和谈的意愿。由此，国共两党频频接触，重开和谈。这年11月7日，为了协调国共关系，美国派出了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来到延安，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斡旋式会谈，双方达成了协定草案。

11月10日，周恩来随同赫尔利带着这份协定草案同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但蒋介石看了协定草案后，却一拖就是10多天，迟迟不表态，并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了三条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气愤至极，决定立刻返回延安。临行前，他和董必武应约会见了蒋介石。略作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连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相让道：“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在周恩来凌厉的词锋面前，蒋只得模棱两可地回答：“是的，是的。”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奉命从延安飞赴重庆。他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以及美方代表赫尔利进行的多次谈判中，提出了由自己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协定草案，结果因分歧较大，谈判不欢而散。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竟傲慢地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见蒋介石无意把谈判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一气之下，遂于2月16日返回延安。

抗战胜利之际，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求结束蒋介石独裁统治、消除内战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更加强烈，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民意，在蒋介石的再三电邀下，决定于8月28日由毛泽东亲率周恩来、王若飞飞往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承担着大量具体的谈判工作，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终于签订并公布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延，周恩来则留下来继续商讨有关善后事宜。

然而，由于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国民党反动派并不遵守《会谈纪要》的有关条款，一时间国共内战烽烟再起。在此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和董必武于1946年7月2日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军队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驻，并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周恩来回答说：“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毫不考虑，于是会谈无果而终。这是周恩来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经过历时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蒋介石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指挥的我人民解放军彻底击败，退出大陆，偏安于台湾一隅。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周恩来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和平理想得以圆满实现。